我的同事和学生深受烟花爆竹之害。我们的校园，虽说划为城区，但三面被村庄包围。村民们的喜事实在多，大约小猪生崽、鸡窝落成都要燃放鞭炮。我们校园每年大约有１００天受惊天动地的爆竹震撼。有时我刚刚开始上课，一阵猛烈的爆竹声震耳欲聋，窗玻璃“嘎嘎”作响，实在无法上课，我只好跟学生一起耐心地等待“尾声”，不料一等就等到了下课。
　　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燃放烟花爆竹，绝对是我们民族的一大陋习。这种习惯，我想大概是火药发明后，从地广人稀的旷野农家生活中养成的。一家有喜事或丧事，惟恐遥远的邻村村民不知道，就放鞭炮通知大家，唤大家来同喜或同哀。那时燃放鞭炮不一定是什么陋习。到了城居时代，这种习惯带进了人口密集的城市，只图一家人自己高兴旁若无人地燃放“雷霆”，哪管周围千万人夜半惊魂。这种行为，本质上讲是一种“以邻为壑”的缺德行径，是将自家的噪音垃圾、硝烟垃圾、纸屑垃圾肆无忌惮地撒向千家万户，把自己以外的一切空间当成垃圾排泄场，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环境。这一陋习至今难以革除，禁放收效不彰，说明我们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还停留在“乡居时代”，还不懂城居生活的最基本文明准则——不扰邻；更不知民主的基本准则——行使权利以不妨碍他人权利为限。
　　我不知道立法者在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时是怎么考虑的，为何不把已经成为环境公害的鞭炮噪声纳入该法控制之中，为何在地方规章“禁鞭”同时不将其纳入国家法治轨道？在该法的第６章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》中，列举了文化娱乐噪声、商业噪声、生活电器噪声等，就是不提“烟花爆竹造成的噪声”。对于长期破坏我们的安宁权的烟花爆竹危害听之任之，实在是立法者对社会的失职，他们坐视我们的安宁权乃至健康权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受损害而无动于衷；坐视我们的教学科研秩序、生活秩序受损害而无动于衷；坐视我们的环境卫生、空气质量受严重破坏而无动于衷。
　　近年有大城市在考虑放松“禁鞭”。据说是要“禁改限”，有的城市已经“禁改限”了，就是从过去的城区一律禁止放鞭炮，改为每年在限定时间、地点允许放鞭炮。之所以要改，据说是因为两个原因：第一是违反禁令者众，防不胜防，罚不胜罚，法不责众，不如放松；第二是人们感叹“春节不放鞭炮太冷清”，有违民族习惯。
　　我本一贯主张将“禁鞭”进行到底，但考虑到这两个原因，我还是同意“禁改限”。但是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，这一改是改为“限制”，不是从此“放纵”。我担心，过去多年“禁鞭”尚且难以避免滥燃滥放的公害，一旦改为“限鞭”，国人很可能“纵欲”式放鞭炮，想啥时放就啥时放，想哪儿放就哪儿放。
　　过去这些年，很多城市“禁鞭”取得了重大的成就，增加了安全和宁静。现在改为“限鞭”，决不是“纵鞭”。在大多数时间、地点，还是禁止随意燃放的。当禁则禁，当限则限，立法者，执法者，决不能动摇，决不能心慈手软。一旦放纵，十几年禁放之功毁于一旦，十几年移风易俗之功毁于一旦。革除陋习，就是要用严法；对违法燃放者，只有重罚，让他们于痛罚中逐渐“习惯成自然”地接受文明。商鞅曾说“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”，禁鞭亦然，落后的大众风俗我们不一定要迎合。当局者只要认定当禁，认定当限，就要果断地坚持下去，百年不懈。
　　无论是“禁”还是“限”，政府要考虑的都是公共安全和安宁。我们不能牺牲公共安全和安宁去迎合陋习。公众的人身安全，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安全，市民家居生活的安宁，企事业单位生产生活秩序，大学教学科研秩序，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，生态环境的保护……这一切加起来，难道还没有一个“大众陋习”重要吗？
　　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